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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西南革命根据地:楔入敌人腹地的红色堡垒

 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

  1934年7月,鉴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面临失利,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。为牵制和调动国民党军队,掩护红军主力突围,中共中央抽调红七军团,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。1935年1月,先遣队在江西省怀玉山区陷入敌人重围,经浴血奋战,仅少数突围。而此时,中央红军已转移至贵州,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正在召开。先遣队以自身的牺牲策应保证了中央的安全。

  1935年1月17日,根据中央命令,先遣队余部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,粟裕任师长,刘英任政治委员。挺进师的任务是:“经过闽北到浙江,长期行动,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,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,发动群众斗争,直到分配土地,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,以及建立党的组织,配合友军行动,调动和牵制大批的敌人,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,并打通闽东、闽北的关系,取得工作上、行动上有力的配合,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,彻底粉碎敌人‘清剿’计划与五次‘围剿’。”

  实事求是地说,在当时情况下,这一任务非常艰巨。因为部队只剩下538人,既无外援,又无内应,自保已是万分艰难,更何况还要开辟新区域。但粟裕、刘英等人没有推诿,而是迅速完成挺进师组建工作,毅然直驱浙江,并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,作为挺进师进入浙江后的第一根据地。

  之所以选择浙西南作为根据地,原因有以下几点。第一,浙西南处于闽浙赣三省交界,与闽东、闽北和赣东北几个根据地互为犄角,可以互为支援。同时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,又可为红军所利用,便于各个击破。第二,与其他老根据地一样,浙西南大部分是山区,仙霞岭一带的交通尤为曲折,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游击。第三,浙西南受过大革命、土地革命的洗礼,群众基础较好。多年“围剿”红军以失败告终的国民党也意识到,一旦红军进入浙西南广大山区扎下根来,便会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。为此,他们先期在仙霞岭各关隘要道驻扎了众多保安团,严防挺进师进入。有鉴于此,粟裕率领挺进师在闽浙边境进进出出,连续往返,不断调动并寻机歼敌。

  1935年4月,挺进师抓住战机,在斋郎预先设伏,以五六百人对战敌人千余人,毙伤敌300余人,俘获200余人,缴获长短枪150余支,子弹万余发。斋郎战斗大获全胜。斋郎战斗后,挺进师乘胜进击,反恶霸、打土豪、分田地。1935年5月17日,挺进师进击松阳重镇古市,公开处决反动镇长。同年5月21日,在龙游溪口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局长。据不完全统计,单是松阳一个县,就打击地主土豪159家,处决恶霸劣绅54人。广大群众眼看平时作威作福的反动阶级被处决,情绪大为振奋,纷纷要求加入红军,革命形势如火如荼。粟裕回忆指出,我军所到之处,都有大批群众跟着、簇拥着,复仇的呐喊声、胜利的欢呼声,山鸣谷应,日夜不绝。反动区、乡政权瓦解了,接着就建起农民、青年、妇女、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。1935年9月,挺进师已经发展到近千人,扩编为5个纵队。此外,地方武装也发展到千余人。就这样,在党的领导下,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,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,在江山、浦城、龙泉、遂昌、松阳五县之间,挺进师最终建立起浙西南革命根据地。

  浙西南根据地的建立,直接威慑到国民党的核心区域。因此,蒋介石屡次派兵镇压——在挺进师进入浙江的3年期间,国民党曾先后两次以40个团的兵力进行“围剿”。

  作为回应,挺进师领导人粟裕、刘英等采取针对性办法予以反击。概括来说,主要包括6个方面。第一,打土豪、分田地,给群众以实实在在的好处,以此扩大红军影响,揭穿国民党的政治谣言。让群众自觉地同情、拥护革命。第二,群众热情高涨之后,立即建立各种政治组织,如工会、农会、互济会、抗税斗争委员会等,第一时间把群众对革命的好感引导向政治参与。第三,在根据地周围,尤其是交通要道、市镇码头,建立普遍而又顺畅的交通网与谍报网络,防止敌人突袭。第四,敌人进攻时,毫不犹豫地转到其侧后方,或到其最薄弱的地方,绝不能困守一地。第五,化整为零,派遣游击小组,不断向外游击。第六,加强政治工作,保证思想行动绝对一致,坚决清除不良习气。这些举措并不是全新的发明创造,而是对井冈山革命斗争以来形成的有益经验的实践运用。因此可以说,浙西南红色堡垒的形成、发展和巩固,正是坚持、延续并发展了毛泽东所开创的革命传统的结果。

  因为革命者的顽强坚持,浙西南红旗始终不倒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,1938年3月,浙西南、浙南红军才由粟裕率领,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,开赴皖南,北上抗日。由此,浙西南子弟融入了更大的革命洪流。

 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

 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,意义非同寻常。它是红军主力长征之后、南方革命根据地纷纷收缩乃至丧失、中国革命总体上处于艰难逆境之时而诞生的第一块崭新的根据地。它的建立,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、勇于开拓新局面的奋斗精神,保存了党领导下的南方一块重要战略区域,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。

  浙西南根据地一步步巩固壮大起来并始终屹立不倒,其意义表现在3个方面。第一,较长时期打击、吸引、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,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。仅在两次反“清剿”战争中,就先后吸引罗卓英、刘建绪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,历时8个月之久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,“主力红军长征后,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,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,紧紧依靠人民群众,坚持游击战争”,“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,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”。毋庸置疑,挺进师的顽强斗争,浙西南根据地的创建,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。第二,浙西南根据地成为楔入敌人腹地的红色堡垒,不仅搞得国民党如坐针毡、被动不堪,而且也让浙江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洗礼,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党的方针政策,为党后来掌控浙江打下良好基础。第三,浙西南根据地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块难得的战略基地,而且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,培养造就了以粟裕、刘英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干部队伍。这批干部在后来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,仍然冲锋在前,发挥了重要的模范带头作用。

  1937年12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《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》,明确指出:“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,在极艰苦的条件下,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,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,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,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,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。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。”这是党中央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高度肯定。浙西南革命根据地,无疑隶属其中。毫无疑问,在璀璨的革命版图中,浙西南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。

  〔作者单位: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中共党史教研部〕